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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纹伟大的作家都是上帝的私生子

2020-09-17 来源:

为什么写作?我无数次问自己。我想所有的写作者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,就像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从哪里来?

为什么写作?我无数次问自己。我想所有的写作者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,就像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从哪里来?

我知道有人写作,是受了名著的感召,从而也想写出那样的作品。但我不是。虽然我也是看了人家作品才拿起笔来的,但我看的是我同时代写作者的作品。那简直不能称为文学,但它与我有关。我于是一头扎进了写作。我写作,是因为我有病了。哪里有病,哪里才需要写作。

从病痛开始,注定了我跟许多写作者不同。我写作是寻找同病相怜者,如果对方值得我崇拜,那么他就是我能够寄托的牧师。我托付的是代理神的人,他不是一般的人,因此我不需要顾及他的感受,只管放纵我的病痛。但我又绝对是个无神论者,那么我就成了不道义的犹大。我渴望有朝一日病好起来,结束这种可耻的状况。但 0年了,并没有好起来。甚至当初那些被视为药的东西,都被宣布为无效了。我彻底沦陷在写作中了。

有意思的是,当时代病入膏肓,在我之外,写作却“诗意地栖居”了。这“诗意”固然也涉猎病痛,但很快就开出了药方,这药方包治百病。包治百病的药方有吗?有,只有鸡汤。“鸡汤文”虽带贬义,却让人追崇。但我是个病人,对“鸡汤”,我只能说:很好喝,道理很对,但于我无效。

当然“鸡汤”未必真的没有疗效,毕竟能补充“正能量”,这时代太需要“正能量”。实际上,“鸡汤写作”就是跟当今时代媾合的产物。这时代已不期求治疗,只期求麻醉。“鸡汤文”貌似充满了“正能量”,其实是沉沦。“鸡汤”的治疗思路是一味求“好”,但这个“好”却是对我们生存处境的遮蔽。这不只是平庸,更具有“平庸之恶”。庸医之恶不只是“庸”,还在于误命杀人。

值得一提的是“意见领袖”。我们的时代,“意见”代替了“思想”。“意见”表面上看是思想,其实是“鸡汤”。貌似全民都在思考,其实不过是追捧“意见”,而“意见领袖”所以能够一呼百应,又是因为迎合了庸众的心理。这是思想的空转。

也许毒药可以治疗?我早年的长篇《抓痒》原名就叫《毒药方》,女主人公叫乐果,男主人公与那个嗜药的古代诗人同名同姓,叫嵇康。他们企图“以毒攻毒”,但他们失败了。其实期求治疗也不过是“鸡汤思维”。人类根本病状是无法治疗的,我们从生下来起,就日夜不停奔向死亡。所谓有效,不过是权宜的安抚。在生命的终点,水已在烧,刀已在磨,一只手伸过来了,伸向笼子里抻长脖子叫嚷嚷的鸡鸭。文学就是对这种终极命运的清醒认识。

在我的价值判断里,“鸡汤文”不是文学。一个时代有“鸡汤”并不可怕,每个时代都会有“鸡汤”,可怕的是文学也“鸡汤化”。“新时期”以来,中国的文学作家在技巧上圆熟了,但作品却平庸了。写作成了技术活,甚至成了作家换取滋润生活的手段。中国的文学作家活得太滋润了,他们奢谈博尔赫斯,却不肯让自己陷入黑暗,甚至不肯承认自己已在黑暗中。其实写作的资格就是身陷黑暗,然后清晰地描绘出黑暗的景象。那并非令我们惊诧景象,那些对博尔赫斯一惊一乍讨论后的才子作家们令我不解,难道你不是处在如此的困境中?在我看来,伟大的作家所以伟大,只是描绘出了我感受到了却无法或尚未描绘出的黑暗。我与他,民族不同,文化不同,历史不同,制度不同,但我们处境相同。他并非我的导师,也非先知,他高于我的地方,只是点醒了我。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,但我们的文学却成了只能被观看的“他者”。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很低端。

很长时间了,有种质疑的声音:当今报道精彩纷呈,那么小说还有存在的必要?我的回答是:当然有必要,报道止步之处,文学才开始。报道可以满足于展现,小说却必须深入到精神领域。许多杰出小说都是从中起步的,比如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。在三岛由纪夫手上,焚寺成了杀美,一个精神性的象征。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抵达精神领域。什么是文学的高端?就是精神性。但精神性也容易“鸡汤化”。“鸡汤思维”也讲精神性,“精神性”在那里成了精神“乌托邦”及“避风港”。文学的“精神性”应该与之切割,这“精神性”应该是抵达黑暗领域的“精神性”。

有人看过我的《我疼》后质疑:女主人公的那些疼痛就那么难忍吗?确实,如果只是把生命当成物质的存在,只要有体内阿片样物质,至多加上医学用药,我们就可以避免疼痛。但在阿片样物质和药物的麻痹之下,疼痛其实仍在哀嚎。我本人有许多痛症,每当发作时,我让自己闭上眼睛,瞧着黑暗之中疼痛的精灵来临,被遮蔽的真相纷纷呈现,这时候,灵感极易被激发起来。

用疼痛换取灵感,甚至是乞求这种灵感的到来,甚至是夸大、伪造,是作家自己的过分神经质。这简直不可理喻。但作家并不讲理,这里指的是文学作家。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跟作为杂文家鲁迅并不一样,前者是文学作家,后者是非文学作家,这决定了两种身份的鲁迅的两种价值取向。当今有不少杂文并非“鸡汤文”,严肃乃至深刻,触及灵魂,但它逻辑通顺,推演出出路。杂文要讲逻辑,但文学作品不讲逻辑。或者应该说,文学逻辑不同于俗世逻辑。文学写作者在写作之初把逻辑想明白了,作品就岌岌可危了。所谓写作,固然被思维所推进,但更是被反思维所哗变。所谓写作难度,某种程度上就是思维开掘的难度,好作品就是这样思维进退维谷的产物。也许到写作终了都没有出路,只有思维的锉痕。一个被上帝赋予文学使命的作家,会被上帝扼住脖子,扼得窒息。这是上帝的恶意。

恶意成就杰作。这种观点,即便在西方也离经叛道。在西方,荷马以来的叙事传统是断死续生,小说产生于讲故事,讲故事是出于对抗生命的衰败与死亡的善意。而善意归根结底也是“鸡汤”。法国人萨德则不同。同样是讲故事,他的《索多玛的120天》不像《十日谈》,也不像《一千零一夜》,它的故事是被死亡纠缠,催动萨德书写的意志是死亡本能。许多人读萨德,认为他写的固然不是爱,却是欲。这是一种误解。欲属于生之领域,而萨德是死的呼唤者。这也让他区别于欲望写作,欲望写作是奔着快乐而去的,但萨德所书写的欲望却毫无快乐可言。驱使人类文明的是追求快乐之欲,于是萨德必然被文明所罢黜。萨德之“恶”,就在这。

但这不是“恶”,倒是更高意义的“善”。有道是,写作是疗伤,但与其是疗伤,毋宁是救赎。疗伤与救赎不同,疗伤是“向生而生”,救赎是“向死而生”。疗伤者信心满满、无所不能,救赎却必须建立在对自身能力的绝望,从而遁入虚妄。有人会问,既是虚妄,又有何用?确实无用,但有意义,“意义”与“用”是不同的两种的价值取向,“意义”是宗教层面的,宗教呈现“善”的方式就是让“恶”抵达极致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德米特里推向刑罚,德米特里并没有杀父之“恶”,他固然可以辩污,达到洗污上海申花在康桥基地热身赛对阵湖南湘涛队,但洗污只能致用,呈现不了意义。只有使“恶”坐实,意义才呈现,救赎才启动。只有“恶”才能救赎。

作家也通过“恶”的书写成了殉道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离上帝最近的作家,他左手捧着不忍的心,右手挥起残忍的刀。但我却觉得,萨德离上帝更近。他不是上帝的选民,但他洞悉上帝的秘密,他是上帝的“私生子”。伟大的作家都是上帝的“私生子”。他书写黑暗,把厚重的黑暗砸向读者,猛然溅出光来。这是黑暗底下的光,令凡常的眼睛短暂失明。

然而,老实说我很彷徨。信奉追随我的文学理念的读者和写作者,已有几个进了精神病院,这使我不得不反思写作伦理问题。我委实没有权利把别人绑上文学的战车,让他们成为文学的陪葬品。鲁迅说,自己做不到的事情,不要要求别人做。我更觉得,自己能做到的也不能要求别人做。有道是,写作即反抗,但我也不得不承认,“鸡汤”有其诱人的肉香,也让我难以抵挡。我是作家,同时又是教师,又是父亲。作家写于恶,教师诲于正,父亲授于利,三者不可混淆。我只能告诫自己:写“恶”文,做好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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